军事规范的适用具有特定性和封闭性，而监察规范的适用具有普遍性和公开性，这在根本上决定了监察立法权配置不宜遵照军事立法模式，无须赘言。

[15]参见黄明涛：形式主义宪法观及其修正——从‘宪制性人大立法说起，《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第155页。五、框架法方案无法说明宪法的根本法性质——基于概念分析的批评 如果宪法直接指向人们的行动，并扮演普通法律的抽象框架，那将不仅有违民主价值，还会面临不少逻辑问题。

[32] （一）客观价值秩序理论与宪法的根本法性质 某种对宪法根本法性质的特定解读，将宪法理解为自身包含着对几乎所有公共问题的答案……认为部门法皆由其出，与之有相似的基因、共同的目的、交叠的调整对象，它们都是宪法的‘具体化……宪法本身则被视为抽象、缺乏具体规范性的‘纲领性文件[33]。[23]根据这一理论，宪法作为授权立法规则，对应于法律世界中的次级规则，准确地说，它属于承认规则。其中，诉诸宪法最高法性质的授权法方案来自法概念层面，它具有一般性，无需另行证明。[56]然而，这不意味着各种实体价值就能以此为由被任意填充到宪法内。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宪法应只规定民主的条件，只要符合这些民主条件，理论上立法者可以就任何种类的事项立法，那种认为没有内容依据不得立法、立法就是将宪法中已有的抽象规定具体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18]参见注[17]，第218—219页。而诉诸宪法根本法性质的框架法方案与法概念无关，它不具有必然性，需要通过其他理由来证立。五、国家宪法日制度和宪法宣誓制度的确立为增强宪法自觉、促进宪法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和氛围 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年来，为了培育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尊重宪法权威、履行宪法职责和依宪办事的宪法自觉，国家宪法日制度和宪法宣誓制度的确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

该《办法》第20条明确规定：对法规、司法解释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中涉及宪法的问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主动进行合宪性审查研究，提出书面审查研究意见，并及时反馈制定机关。在上文中，习近平同志作为地方领导人，率先提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治省、依宪执政、依宪办事等依据宪法治国理政的思想，表现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在地方主政时对宪法在治国理政和地方法治建设中的根本法权威和重要作用的高度宪法自觉。[2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载本书编写组编著：《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诞生的七五宪法以及文化大革命后不久产生的七八宪法，其背后的理论基础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4]因此，这两部宪法都肯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在宪法文本中还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中所产生的民主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合法性。

[56]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同志带头严格遵守现行宪法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进行宪法宣誓的规定，庄严地进行了宪法宣誓，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宪法权威的高度尊重，以及对履行宪法职责的高度宪法自觉。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也是国家权力机关用立法的形式首次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规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190多项措施，是党的政策及时转化为国家法律的经典范例，对于推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规定的各项法治改革措施的及时出台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1954年宪法诞生之后，由于我国法学研究事业处于起步阶段，对宪法实施的理论研究既缺少实践基础，也没有深厚的理论积淀，[13]故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宪法自觉缺少持续的生存能力，在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都遭到忽视，代之而起的是政治自觉的兴盛。[2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载《求是》2022年第21期，第22页。[59]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 周年》，载《人民日报》 2022年12月20日，第1版。《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将九法一例作为全民普法教育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宪法。

（一）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中国化的自觉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的形成和不断走向成熟 现行宪法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在具备了必要的宪法知识的基础之上，就有一个个体与其了解的宪法知识的互动关系，个体对宪法知识真实性和有效性的认可和接受，决定了个体思维和行为是否信奉宪法的价值要求和制度规范。从陈云生教授对宪法文化不自觉的现象的归纳及特征总结来看，宪法自觉实质性的价值要求是指人们在主观上对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的性质，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应当有具体、明确和正确的认识，在认知情感上对宪法要有积极认可、接纳和推崇的态度，在行为方式上要养成依据宪法来履行法律职责和法律义务的思维习惯和心理行为倾向。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12·4讲话）中，将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之间的关系，从2004年9月15日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中的首先要提升为首先是，并将依法执政与依宪执政之间的关系从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表述为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28] 可见，在法律草案统一审议中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使宪法实施监督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态化工作，宪法发展中的实践自觉已经逐渐成为宪法实施监督机构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有力地促进了现行宪法所确定的各项根本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提升了宪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的法律权威。陈云生教授在《宪法文化的自觉》一文中对这种基于宪法文化所形成的宪法自觉的特征也作了很生动的描述。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12]故1954年宪法制定实践的自主性直接表现为宪法自觉，推动了新中国宪法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6-37页。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该报告指出：今年是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二十周年。[59]所以，在全面实施宪法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宪法解释工作，要使宪法解释工作从思想上重视到实践中落实，在宪法解释工作方面要实行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的高度统一，才能通过宪法解释来科学地界定宪法文本的内涵，使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法律功能充分体现出来，从而真正依据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政策要求来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维护宪法权威。作为新中国诞生的第四部宪法，现行宪法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锤炼，通过宪法修改方式不断加以完善，其背后有着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中国化的自觉动力。[58]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2年12月4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40] 由此可见，1982年宪法历经40年仍然保持着基本制度不变，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在法治理念下和在政策下始终不渝推行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大政方针密切相关。《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纲领出发，确立了解放区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律准则，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促进了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32]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57页。同时认为，必要时可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内核做出宪法解释。

应当说，宪法自觉无论是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宪法现象，还是作为表述宪法价值的宪法学概念，目前还没有进入中国宪法学的研究视野。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

2018年修宪在第3章国家机构第6节后增加一节监察委员会，共增加5个条文，并使现行宪法总条数从138条上升到143条。[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94页。该文对宪法自觉的价值内涵并没有过多地从正面阐述，而是对宪法不自觉的特征进行了系统描述，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现实知识阶层中有一些学者，包括法学者甚至宪法学者至今不承认宪法在国家的法律阶梯中占据最高的地位。所以说，对公民宪法素养的培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要形成有利于增强宪法自觉、促进宪法发展的强大的社会心理支持力量，必须要从培育领导干部、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的宪法素养入手，通过普法、法治宣传教育等途径和方式来提升宪法知识普及和教育的质量，增强普法受众对宪法作为根本法所具有的法律权威的崇敬感，提高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履行宪法职责的行宪能力和水平。

加强宪法理论研究，推动宪法类教材和图书的编写、修订、出版。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

这一决定的出台恰逢其时，决定通过法律的形式将12月4日设定为国家宪法日，对于国家和全社会充分利用国家宪法日来积极主动和有效地进行宪法宣传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有意见认为，由于被调用的检察官会对调入地检察院领导唯命是从，上级检察机关调用下级检察机关的检察官会损害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

请注意，异地异级调用检察官制度并不是限定在刑事公诉领域使用，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都建立了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相关领域案件的规则。在合宪性审查方面，这种过于简约的制度内容至少存在四方面需要明确的问题：首先，被调用的检察官是由调出地的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其被上级检察机关调用，是否需要调出地人大常委会同意?其次，被异地调用的检察官在代表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出庭支持公诉时，其是否需要获得当地国家机关的任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应当获得何种任命?再次，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规则》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那么当异地调用检察官制度因为自身缺失特定内容而违宪时，究竟是哪部法律规范违宪，抑或是两部法律规范同时违宪?最后，异地调用检察官制度与管辖、辩护等制度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确保该项制度的实施保持在必要的边界之内而不危及其他制度的正常运行?本部分着力从合宪性分析的角度讨论上述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上级人民检察院统一调用辖区内的检察官办理相关刑事案件，有助于提高办案质量，落实党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维护法律的尊严，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是对现行《宪法》相关内容规定性规范的落实。[35]参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大2022年3月11日第六次修订）第24、35、50、53条等条文的规定。有意见认为，可建立代理检察官制度，并根据这一制度将临时调用的检察官设定为本地的代理检察官，本地的代理检察官可以由检察长任命，并设定一定的代理期限。理由是：（1）某个检察官是否可以请假以及可以有多长时间的假期，是由本检察院自主决定的，但是当上级检察院决定调用下级检察院的检察官时，后者并没有自主决定的空间。

同时该法第9条还将《宪法》第138条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落实为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9]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以及司法部2016年10月10日出台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9月21日出台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13号），2020年7月31日出台了《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法发[2020]26号）;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8月21日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高检发[2020]19号）。

[31]参见刘哲:《以代理检察官制度完善检察官统一调用机制》，《人民法治》2021年第24期，第10页。因此《刑事诉讼规则》第9条第2款的规定是对每个检察院作为独立机关法人的限制，而不是对其法律地位的维护。

[28]最后，调用制度并不涉及检察官职务的变动或者常任检察官岗位的增加，因此调出地的人大常委会不应撤销被调用的检察官的相应职务，亦不应取消其相应的职务待遇。而在横向关系层面，不同法域之间各自形成了领域构造，各法域即便是在对同一对象进行调整的场合，也具有独自的作用，否则就相同的主题或领域基于不同的目的制定多个部门法就没有必要了。